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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凝聚民族之魂

2018-08-30 15:23:00 | 作者: | 评论:0
 

   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享名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史学家、科学家,他们的伟大杰出思想,光照千秋,启迪后人,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思想根基。作为他们的思想文化载体——古籍文献存留至今者,数以十万计,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珍视,世代相承,从中吸取精神营养,激励着炎黄子孙前进的步伐。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父家长制及其农业经济与政治形态的影响下,约在四千年前产生的华夏文化与所谓的夷狄文化,相互影响与融合,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夏、商、周的汉文化。春秋时期,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宗旨,整理文献典籍,出现《书》、《诗》、《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突破“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教育,用以传授子弟,培养出一批在野的智力阶层(士),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开创了条件。“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反映了当代文化源流趋势。代表中华民族的汉文化,又发展为秦蜀、邹鲁、三晋、燕齐、荆楚以及吴越等区域文化。在纵横交融相互影响下,出现了儒、道、法、墨、阴阳、名、兵、农等各家学派,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处于空前活跃发展时期,从而推进了中华思想文化的长足进展。

   秦汉以后,随着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罢除百家、尊崇儒术”,被定为国策,形成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渗合诸家的思想文化。两汉之际,佛教输入中国,继而在老子学说基础上产生的道教,使中华思想文化又增添了新内容。此后,大约经历近四个世纪的民族迁徙、冲突与斗争,儒、道、佛相互渗透、矛盾与影响,传统的经学处于纷繁复杂的斗争之中,又出现了“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之本”的玄学。他们要突破儒家的礼教束缚,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有所活跃。

   隋唐时期,在中国重归于统一的转机下,社会处于稳定繁荣阶段,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内蓄佛道经典精神,外收西域中亚文明,而形成了丰富多采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并且受到亚洲地区乃至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曾告诫其子弟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宋明时期,在科技文化高度发展影响下,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兴的理学居于社会统治地位,它的产生正如程颢所说:“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显然是在佛道思想影响下,儒家思想文化的新变种。特别是经过朱熹的《四书集注》问世后,尤其强调纲常伦礼道德,受到了统治者的赞扬与推崇。

   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绵延四千年,有其历史演进过程。它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融汇了或吸收了各种社会思潮流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取舍、充实、更新,向前发展,传诸后世。古代华夏文明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思想,而且始终保持自身独创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有其时代性,又有其民族性。沉积于人们心理中的传统思想文化,逐渐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气质、精神与性格特征。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博大宽容的气质,自强不息的精神,不畏强暴的胆识,勤劳勇敢的毅力,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繁衍与发展的力量源泉。

   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思想习俗、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表象,正是中华民族心灵的结晶体,也是民族智慧的重要反映侧面。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民族气质精神不同于西方,具有鲜明的特征:重视理想,儒家的“大同”,道家的“无为”,都是有所为而发,让人们去追求理念世界;强调刚健有为,战国时期形成的《周易大传》中提出的“自强不息”,激励人们永远向上,奋斗不止;主张协同合作,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含义在于人的同心同德,即所谓“君子无所争”;倡导内省尚文。所谓内省是指个人修身之道,即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含蓄、容忍、谦和、礼让的传统美德。所谓尚文,则强调教化,“有教无类”,仁政治世,追求理想的一统天下,大同世界。

   在传统思想文化与民族气质支配下,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巨大的创造力与凝聚力,可贵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是中华民族之魂,也是中国智慧的根基,它曾产生了无穷的精神与物质的力量,谱写了光照千秋的历史篇章。中华民族克服了艰难险阻,走过了坎坷道路,战胜了黑暗势力,粉碎了凶恶强敌,终于今天以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屹立于亚洲大地之上,恢复了中国人的尊严。

   儒家思想,强调人本位,重视理念,重视人的价值。儒家将天、地、人三者并列,认为是“万物之本”。汉代董仲舒说“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唐代刘禹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与人交胜”的命题,认为“人能胜天者,法也。”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又提出人可“相天”、“裁天”、“胜天”的思想。肯定人的社会价值及人能胜天的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出发点,从事物质与精神生产的思想武器。必须指出,儒家的人本位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看法不同,往往不是单论人的社会价值,而是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联系在一起的,涉及社会道德规范问题,很难作出简单的一分为二,或是肯定,或是否定。比如儒家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讲究君臣大义,以巩固统治政权、维护社会和谐。但儒家认为小人也是人,也应该有独立人格,并应受到尊重。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是平民,有独立人格,故志不可夺。因此,这类具体问题应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孟子要求“士”人做“大丈夫”,养“浩然之气”。这是对人的自身修养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大丈夫顶天立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所讲的“刚直”、“义道”,与孔子“匹夫不可夺志”是一致的。它是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础,历史上出现的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及其业绩,是与这种思想哺育分不开的。性格特征不是自然生 成的,而是陶冶、学习、修炼的结果。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注意修身之道。《礼记·大学篇》是中国古代修身典范文献,其主导思想以“修身为本”,提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思想主张,把修身作为社会整体链条加以考虑。首先强调的是“内省”,心性修养,对一般百姓要求“形正则影直”,作为国君,“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应当指出,传统思想文化与封建思想文化不是一码事。传统思想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它包含封建思想文化在内,而是产生于封建思想文化之前。即使是封建时代产生的思想文化,也不能与封建思想文化划等号。思想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一个学说,一种思想都不是偶然地出现于某时某地,而有其渊源承继性,成分复杂,内涵深广,有时是脱离一定社会政治制度而独立发展演进,甚至是超越时代,超越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是人们共同努力实践的结晶。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既有封建思想文化,又有反封建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具有鲜明的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服务的特色,但不能因此就将儒家思想文化说成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今天看来,“三纲五常”的社会基础已不存在,应抛进历史垃圾堆中。但思想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需要作出具体的科学分析。“三纲”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同时,也讲为君为父的要为臣为子作出表率。古人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为“五伦十际”,“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是国家的“大本”,其前提是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忠、义、慈、孝、友、恭、别、信的社会道德规范,有其合理成分,不能认为完全属于封建范畴,则一笔抹煞。五常讲的仁、义、礼、智、信,范围更广,涉及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与道德规范问题,同样在特定的社会有其特定的含义,但对维系社会秩序,稳定局势,和谐人际关系的职能,具有承继性特征,其社会作用不可低估。

 有关仁、义、礼、智、信的含义,历代思想家都有所说明或发挥,但其基本含义: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智者“不惑”(孔子语)、“知已”(子路语)、“知人”(子贡语)、“自知”(颜回语);信者诚信之意,为“行之基”。五者均属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举止言行,待人接物的道德约束。任何一个社会的约束职能,一是法律,二是纪律,三是道德,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道德规范与前二者不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既有时代局限性,又有其不可忽视的超越时代的继承性,时至今日也不是没有承继借鉴之处,尤其是要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讲信、义是可以设想的吗?!“礼”的社会功能,儒家认为:“先王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古代社会要提倡,现代社会能忽视讲礼貌、守信义、知廉耻吗?!

 显然,儒家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很多内容有可资借鉴之处。诸如:个入修养方面的,三省九思,恪守谦恭,“正其志虑,端其形体,广其学问,养其性情”,而知思、知慎、知节、知畏、知保;人际关系方面的,待人以礼,长幼有序,先人后己,尊老爱幼,互敬互助,“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品德陶冶方面的,人生处世强调“谦德”,周公旦指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凡事“虚己以求,屈位伸道”;人生进取方面的,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刻苦耐劳,愚公移山。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他主张人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要有所为。《周易大传》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催人奋进,“刚建笃实辉光”;报效国家方面的,倡导忠于祖国,“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其就义时发出的慨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凡是有正义感的中华儿女无不为之动容。勿庸讳言,这些思想品德是传统思想文化中最闪光的成分,它激励着古往今来的炎黄子孙们奋勇前进,并且广泛深入地影响、支配甚至是主宰着今天的人们。

四千年前的中国社会。以父家长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在原始民主制度瓦解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或是奴隶主统治,或是封建主统治,均属剥削阶级统治社会,其政治体制一脉相承,没有本质变化。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政体的产生,如同《商君书·开宽篇》所指:“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由此产生“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庄子·天下篇》),逐步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儒家提出的“仁政”,即所谓“王道之治”,以“三纲五常”为思想基础,讲忠、孝、仁、义、礼、孝、慈、悌、智、信,强调“德化”,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原则与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切取决于君主行“仁政”,因此强调君主为一国的首脑作用。受命于唐太宗撰写的《帝范》讲得非常生动:“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由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君主“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这对国家元首来说,颇有借鉴作用;法家主张法制,推行“霸道”。他们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因之提倡“以刑去刑”,对百姓实行严酷统治。韩非说“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则万不失矣。”秦王朝统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凡“事皆决于法”,用以巩固现存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统治地位;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反对法制。他们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主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以期达到“治之于未乱”。也强调君主的个人修养,即所谓“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他们所推崇的自然法或社会秩序是“不争”、“不有”、“不主”、“不私”、“不长”,名为无为,实为无不为也。

诸家政治思想主张,都是适应当代社会政治需要而提出的,直接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根本问题,诸如王道与霸道、人治与法制以及无为与有为等同题,许多思想家发表过大量的发人深省的见解,其中不少观点针锋相对,有过长期的争论。但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如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以及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问题。秦汉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所谓“杂王霸而治”,却是以利用儒家“仁政”为口号,辅以法制内容,并吸收“无为而治”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基础,其实质因为只是利用传统文化便于统治人民而并非成为传统文化修身启智明明德的践行者,所以其反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却不能因此而归咎于传统文化,相反,则要更加留心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不少问题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加以深入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使之发扬光大。


第一, 政得其民

是儒家政治思想中主要命题之一。孟子以尧、舜之得天下,因得其民;桀、纣之失天下,因失其民。故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又说:“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日幽、厉。”执政者如不得民,则民必“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此论十分精辟,因此他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荀卿进而以舟水的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后世杰出的政治家,对民贵君轻思想都有所发挥。唐太宗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唐代名相魏徵说,国君“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应“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一,要“以百姓之心为心”治理国家。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明初百姓生活非常困窘,如同新植之树不可摇根,初飞之鸟不可拔羽那样,应加以爱护,不蒲苛刻。清朝康熙帝曾告谕官员,“所敬惟天,所重惟民”,民与天并提,便可知其重民的程度了。凡属历代清明政治,都以保民、养民为务,就不奇怪了。

第二,自我约束

《易经》讲“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孔子提出的“克已复礼”,首先在于约束自己。孟子把行“仁政”比作射箭:“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治国者如“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显然,这是由于执政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即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宋代民族英雄岳飞说:“正己可以正物,自治可以治人。”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时代的君臣认为,为官者“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他们以此警诫自己,才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第三, 忧患意识

自古以来,凡属明智的当权者,无不谨慎戒惧。《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七月,臧文仲说:“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因此,他引证《诗经》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句,告诫当权者。在漫长的动乱历史过程中,国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忧患意识,难能可贵,人们常以“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存而不忘亡”的思想,告诫执政者。唐代女皇武则天说:“忧患生于所忽,祸害生于细微”,要时刻警惕,防微杜渐。宋朝政治家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博大胸怀,寄语深刻,发人深省。清朝末年,当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剅”的严峻时刻,一些志士仁人“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他们奔走呼号,拯救祖国。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章程》号召:“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甩以唤醒群众,激励人们振兴中华,何等宝贵!

第四, 变法图强

一部《易经》的主导思想是个变字,“穷则变,变则通”,“唯变所适”。这种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变法思想的源头,此后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无不因势利导,变法图强。战国时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守旧没有出路。秦王朝因商鞅变法而大兴,终于统一全国。根据社会积弱积贫的严重形势,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曾于嘉佑四年(1059)上仁宗一道万言书中指出,国家的法度非改革不可,改革的重要原则,应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也就是说变法必须与当前政治经济的具体发展情况相适应。清朝后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政治弊端丛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龚自珍在《上大学士书》中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极力主张革旧立新.这种思想到清末已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康有为上皇帝书中认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并且尖锐地指出:“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难以实现,但毕竟为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余地。

第五, 选贤任能

历代的雄杰人物都认为,“治之安危,惟在得人”,即所谓“安天下者惟在贤才”。墨子讲:“入国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他把“献贤而进士”看作如同“归国宝”一样的珍贵。选贤任能实关国家之成败,商鞅说:“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汉代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指出:“为官择人,必得其才,功加于民,德称其位。”“君子任职则思利民,达上则思其贤。”因而曹操提出“惟才是举”的选官原则,促进了曹魏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宋代宰相司马光说:“国之致治,在于审官,官之得人,在于选士。”只有如此,才能忠君保民,兴利除弊,廉洁奉公,以期达到政通人和、民族安康、国家富强的境地。

中国之学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社会,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表象,具有鲜明特色。有关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教育学、法学、文艺学等学科,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丰富多采,体现了往圣先贤的创造精神,享名于世界。

中国文学是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质与精神的表现。文学理论批评首见于《尚书·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如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后世的《文赋》、《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诗式》、《沧浪诗话》,以及明清时期文艺理论批评家王世桢、金圣叹、李渔等人都以此为原则,不断修正与充实,发展了中国文学理论。其中值得注意之处,一是文学界定问题:早在魏晋时期出现《昭明文选》,已划出了纯文学的界限,明确指出,文学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怡情悦说,供人品味欣赏,即所谓悦耳娱目之用;一是阐明文学的社会功能,即汉儒开始倡导的“诗教之风”。曹丕在《典论》中把文章枧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认为诗歌可“补察时政”,顾炎武则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这些见解,对繁荣中国文学创作,提高文学的社会价值是有意义的。

中国史学具有知识获取、品德修养以及制约君主言行的社会功能,内涵极为丰富。有关史观、史法、史才、史家、史书的立论,自成体系,发人深省。孔子撰《春秋》,“乱臣贼子惧”,在于宣扬先王之美德,给人以垂诫。汉代司马迁、唐代刘知几、宋代司马光、清代章学诚、梁启超诸家都强调史学的“取鉴”、“资治”、“经世”、“明道”的作用,“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用以“执古御今”。为此,进步的史学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倡导“秉笔直书”其事,对社会现象,“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可忽视。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名著,诸如《史记》、《史通》、《资治通鉴》、《文史通义》并非偶然,是与史学优良传一统密不可分的。

中国哲学以其论题、概念体系及探究方式形成特色,在世界哲学宝库中占有地位。古代老子、孔子、墨子等大思想家们的思想立论,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命题开展的,并由此引申的道与器、知与行、动与静、名与实等问题的深入讨论,极大地促进民族智慧的增长。两汉时期,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董仲舒的“天道不变”形而上学观点,王充则与之相反,将天归结为自然之天,而把世界本原归结为“气”,成为中国哲学中唯物论的重要观点。魏晋玄学中的“贵无”、“崇有”、“独化”等新说,发展了中国古人的思辨能力。当时佛家提出“形神相异”“神不灭论”,与范缜提出的“神灭论”,针锋相对,互相论争不是没有意义的。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以精致的哲学思辩为理论形态的宋明理学,在理、气命题论争中,朱熹建立一套理本论哲学体系,陆九渊建立一套心本论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到后世。明清时期倡导“经世致用”新学风,在西学输入影响下,形成了中国近代哲学启蒙思潮。

中国经济学思想丰富,先秦诸子多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其中以管仲与苟卿最为有名。《管子·牧民篇》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将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荀卿主张农业是生产财富的来源,“工商重则国贫”,从而建立起中国早期的“重农抑商”学说。理财之道,源于《礼记》“量入以为出”。唐代政治家杨炎推出的“两税法”是“量出以制入”,二者殊途同归,为了平衡国家财政。宋代王安石变法,“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主张富家富国必须发展生产。明代邱濬提出,财“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颇多参考价值。有关重商思想,是在同重农思想争论中发展起来的。汉代桑弘羊是代表人物,他认为“富在术数”,“不在力耕”,反对“农本”。南朝鲁褒在《钱论》中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一语道破了金钱万能论的本质。明末清初,不少思想家强调发展工商业,否定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以后,他们积极主张办工厂,修铁路,呼吁“实业救国”,不无可取之处。

中国教育是世界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产生最早的国家之一。历代教育家对教育功能、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等问题有许多精辟见解。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口号,为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礼记·学记》是先秦教育思想的经典文献。作者认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社会价值。汉代王符说:“教育为治之大本,太平之基。”清代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积极主张发展教育,他们认为教育是“国家强立之基”,要求“教育立国”。只有发展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才是“国民之希望”(孙中山语)。显然,这些重视教育的思想言论,是很有价值的,值得后人深思借鉴。此外,有关“尊师重道”、“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等教育问题,一些教育家的观点,或有偏颇,但对丰富中国教育内容,发展中国教育事业,都是有贡献的,借鉴作用不可忽视。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富于创造精神,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然的气魄,许多人也都为之赞叹不已。在长期物质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以农学、医药、天文、算学、地学为主的自然科学,也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据有关专家研究的结果,公元18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科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自然科学史学者李约瑟说,中华民族的“才能肯定不逊于其他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的发明创造,“令人眼花缭乱!”人们熟知的四大发明,以其杰出的贡献载入了人类文明史册。

中国以农立国,炎黄于孙为争取最佳生存条件在“天时”与“地宜”的农学思想指导下,创造了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国古代“和土”与“务粪泽”学说,创造了“地力常新论”。宋代陈旉的农场经营管理思想,独树一帜。明清时人倡行的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中国人长期与疾病创伤的斗争实践中,创造了光彩夺目的中医治疗经验与理论著作,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与丰富世界医学宝藏起了巨大作用。《黄帝内经》、《神农本草》、《金匮要略》等医典名著,是人类医学宝库的精华。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体各部器官视为—体,是中医学思想理论核心,由此而阐述病因、病理与治疗的关系,以及辩证论治的原则,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中国天文学中浑天说的宇宙理论,比外国天文理论更接近真理。有关天地生成与毁灭的思想学说充满辩证法思想,研究天象物候形成的历法,闻名于世界。特别是元代郭守敬制成的《授时历》,精确推算出一年为365·2425日,比罗马《格里高历》推算的早301年,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天文学的成就。中国数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相结合,具有极多的实用价值。三国时刘徽《九章算术》中的“割圆术”证明多体体积原理,奠定了中国数学理论研究基础。大数学家祖冲之推算的圆周率为3 1415926

中国地学内容也很丰富,裴秀地图“六体之说”、燕肃“海潮论”、潘季驯“束水攻沙”等思想理论,对大地测量、潮汐观察与水利建设颇多指导作用。

如此巨大的自然科学成就,完全可以证明李约瑟博士所作的科学论断:“倘若没有中国古代科技的优越贡献,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过程,将不能实现。试问若无火药、纸、印刷术和罗盘针,我们将无法想象,如何能消灭欧洲的封建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

立足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将传统的文化结合现代,做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将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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